一個王朝的“興”，往往意味著另一個王朝的“亡”，歷史在王朝的興亡更迭間積淀著厚重的經驗教訓。趙宋王朝之所以“興”，后周王朝之所以“亡”，典型地體現(xiàn)出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這也是《大宋王朝》小說著力要表現(xiàn)的一個總主題。
在中國數(shù)千年的皇朝歷史長河中，宋朝無疑是一個令人“著迷”的朝代：“黃袍加身”“燭影斧聲”的傳奇性與戲劇性；“杯酒釋兵權”“偃武修文”的智慧與謀略；偏安一隅、不圖恢復的屈辱懦弱與雪恥復仇、“還我河山”的壯懷激烈；“國脈微如縷”卻能綿延近三百年的奇跡；集國力上的積貧積弱與文化上的“登峰造極”于一身的奇特景象……無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千余年來，以有宋一代歷史為題材的小說作品汗牛充棟，多不可數(shù)。在眾多同類題材的小說作品中，何輝年前推出的長篇歷史小說《大宋王朝》之第一部《大宋王朝·沉重的黃袍》，以沉郁之筆寫興亡之感，恰如百花叢中的一株奇葩，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趙宋代周，表面看起來是一次普通的王朝更迭，但是那個時代的風云際會以及王朝嬗遞的充滿戲劇性，為這段歷史增添了無數(shù)讓時人及后人異說紛紜又十分著迷的歷史故事?！洞笏瓮醭?middot;沉重的黃袍》反映的就是這么一段歷史。
“沉重”是這部小說的情感主基調。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周世宗盛年早逝，無法最終掃平割據(jù)、結束戰(zhàn)亂紛爭的殘破局面，為后人留下了沉重的嘆息，也為蒸蒸日上的后周王朝帶來了沉重的陰影。小說沒有用過多的篇幅來表現(xiàn)世宗早逝的遺恨，而是通過富于生活化的情景來反襯風雨飄搖、行將崩潰的后周小朝廷的不測命運。不諳世事、童心未泯的小皇帝柴宗訓，心急如焚卻又回天乏力的輔佐大臣范質、王溥、魏仁浦，殉國而死的韓通，一個個無不背負和充滿了沉重的責任與悲苦的情緒。即使是黃袍加身的新帝趙匡胤，也沒有多少登上帝位、建立新王朝的喜悅與昂揚，反而時刻處在前途未卜的煎熬之中，其沉重與悲苦絲毫不亞于前朝少帝。至于趙匡胤的家人、謀臣武將，也都像是蒙上了一層灰色的霧霾，毫無喜悅之色。趙匡胤繼室如月整天生活在憂夫喪子的悲苦之中，以淚洗面；第一謀臣趙普在趙光義兄弟的防范猜忌之中，如履薄冰，戰(zhàn)戰(zhàn)兢兢；即使是策劃擁戴有功、貴為皇弟的趙光義，也沒能因為身世顯赫、功高蓋世而揚眉吐氣，而是時時處于憂懼之中。小說雖然基調沉重，卻不乏可喜之處，作者沒有以臉譜式的方式來刻畫人物，而是通過一件件具體的事件、深婉細膩的心理描寫和濃郁逼真的現(xiàn)場環(huán)境營造來表現(xiàn)人物，抒發(fā)感情，因而這種沉重更見真實，更顯沉郁，也更顯厚重。
“興亡”是這部小說表現(xiàn)的總主題。在《沉重的黃袍》這部小說中，作者一方面站在歷史的高度，通過描寫恢宏的歷史事件來展現(xiàn)宋興周亡的歷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在一系列事件之后，不失時機地通過“點睛之筆”來表達自己的歷史觀點，提煉出歷史帶給人們的經驗與教訓、智慧與啟迪。比如“總有一天，我要讓武人在讀書人面前下跪!否則，天下沒有安寧的日子!”“今后必須改變武人不受節(jié)制之局面!”，這些書中人物的內心獨白，實際上是在說明兩宋王朝“偃武修文”基本國策的思想基礎。再如小說在趙宋立國后提到：歐陽修《五代史》說梁、漢時用“亡”，書晉時用“滅”，至于周，則大書“遜于位，宋興”。通過引用評述前人觀點來表達自己的歷史觀，對小說主題進行了巧妙的闡發(fā)。
善于選材，巧妙構思，是這部小說以“沉郁之筆”寫“興亡之感”獲得成功的基礎和手段。歷史小說不好寫，其難處不在情節(jié)設置，也不在人物塑造，而是在于選材和構思。從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實踐看，一味拘泥于史實，會被歷史捆住手腳，勉強成篇也難免乏味；游離于史實，又會失去事實依憑，容易走向杜撰和戲說，受人詬病?！冻林氐狞S袍》這部小說在選材上秉持“征實求信”的創(chuàng)作原則，以正史為依憑，同時廣泛采用野史、筆記、傳說、逸聞等材料，鉤沉發(fā)微，鋪敘展衍，生動而鮮活地反映出趙宋代周這一段歷史的情狀。世宗道崩、幼主即位，黃袍加身，周帝禪位，這些都是載諸史冊的歷史事實，來不得半點含糊，作者照實反映，絕不越俎，做到了《桃花扇·凡例》中所說的“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于兒女鐘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的要求。而“點檢做天子”“亢星沖日”“守能護眷”等，多來自野史、筆記、傳說，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作者或以此為線索，或靠此設置情節(jié)，豐富小說內容。至于韓通的兒子“駱駝兒”韓敏信暗戀趙匡胤的妹妹阿燕，趙匡胤、阿琨、李筠三角戀的情感糾葛等，則完全是作者的想象，目的是增強小說的豐厚度。總的來說，信史材料保證了小說的真實感與可信度，大量采用野史筆記等素材則增加了小說的趣味性、懸疑性，增強了小說的可讀性、耐讀性。
在構思方面，特別要指出的是，作者擅長將歷史的幽微之處放大，通過大膽想象增強故事的離奇性、懸疑性和情節(jié)的曲折性。比如周世宗在世時“點檢做天子”的神秘木頭謠言，作者認為這一謠言的幕后操縱者是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以此來布局小說的篇章結構，推動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同時反映人物的心理、性格和謀略，雖然從史實研究的角度來看值得商榷，但能給人相當深刻的印象。再如“駱駝兒”韓敏信，正史對他的記載不過幾十字，小說卻充分展開想象，大篇幅擴展其事跡，表現(xiàn)其作用，突出其形象，讓一個湮沒無聞的歷史人物變得豐滿鮮活起來，這些不能不歸功于作者想象力的豐贍和構思水平的高超。
作者的沉郁之筆還表現(xiàn)在小說人物塑造、心理刻畫、氛圍渲染、語言運用等諸多方面。所謂“沉則不浮”“郁則不薄”，歷史的厚重決定了主題的凝重，沉郁的筆法則強化了“興亡”的感喟，使人在閱讀這部小說時，心緒亦隨之而思考、起伏、激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