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到一定程度，生命又退回到嬰兒時期，老人心里什么都明白，卻什么都做不了，人，想要有所作為，想自己打理自己的日常，卻一天不如一天。人生的遲暮是如此地悲涼，巨大的孤獨、無助。盡頭是生命的終極地帶，人類每天都在朝著這個地帶奔赴，生命不過是這樣一場悲戚的旋風。” ——《天年》
陪侍父親在養(yǎng)老院的那三年里，修白見證著“死亡的痛苦過程”，她最終以“非虛構(gòu)”的方式寫成十五萬字的《天年》，前后講述了石油公司退休職工陳大爺、工廠退休廠醫(yī)閔大爺、夏教授、化工廠退休的吳師傅、三甲醫(yī)院前院長郜老先生、退休公務(wù)員老田、高校退休行政干部趙大媽、離休干部吳大爺?shù)葞孜焕先松淖詈髸r光，感慨養(yǎng)老院中的人生百態(tài)。“天年”，一種生命距離的遙望。“頤養(yǎng)天年”是對于人生晚年的美好想象、善意告慰和人道承諾，飽含著人類社會對暮年的尊重和送別。文明至此，在一次又一次的慶生之后，不再是社會“勞動人口”的、“退休”的老人們?nèi)绾巫蕴?，何以終老?《天年》盯著那些只見結(jié)果的“逝去”，掀起最后的死亡判決。那末了的時間原來與詩意無關(guān)，又因疼痛而倍速慢放，死生折磨，其足以撕裂現(xiàn)實生活層層包裹起來的宏觀與微觀，直抵世道人心，像那道“黑暗的閘門”，橫亙在我們的眼前。
像是盜取了地府閻王判官的生死簿，《天年》以死為因果，講述生的故事。著作九章，每一章主要寫一位老人。“陳大爺，男，87歲，肝癌晚期，石油公司退休職工。”每次講述都如此開頭，再倒敘回眸匆匆交代老人一生行跡，最終目光凝視在養(yǎng)老院窄窄的床鋪上。傾聽、記錄、描述、感慨，取一個題目如《一生最大的遺憾》《死不了的人》《最后的懺悔》《死了也好色》。無論職業(yè)、成就、家庭生活還是出身、學識、修養(yǎng)、性格稟賦，到此一步，人無一不可憐，精神孤獨、身體脆弱，被嫌棄、被拒絕，甚至被虐待。“當老人的小女兒告訴我，她父親曾經(jīng)是散打冠軍的時候，老人竟然張大嘴巴，像孩子一樣痛哭起來?；貞涍^去的任何一件小事，她的父親都會號啕大哭。這個頭腦清晰的男人，時常為自己現(xiàn)在的樣子痛哭流涕。每次女兒給他摳大便，擦洗，都使他狼狽不堪，大哭，情緒失控。”一種“看見”，“看見”生命是如何虐待生命，盛年是如何欺凌老年，人的歸途如何艱辛、委屈、無助。
“他們究竟是怎樣的兩代人之間的關(guān)系，她們的親情是靠孝道還是房產(chǎn)維系?她們不怕臟不怕累，她們比她做得好，但是，她們?yōu)槭裁船F(xiàn)在才來，到了老人臨終的時候才出現(xiàn)，她們愛過他嗎?”《天年》里的老人還不屬于社會學視野中那部分無依無靠、窮困潦倒的“弱勢群體”，他們是退休的“城市勞動力人口”，他們被“青春文化”所拋棄?，F(xiàn)代文學的圖景本是一副人生盛年的景象，它以青年人的吶喊開始，從青年人對舊家庭的控訴開始，意圖鞭笞看得見的不合理，暢想更好的現(xiàn)代社會秩序和人生圖景。“老少”“父子”“新舊”等二元對立通過文學意象已悄然地植入社會文化，與經(jīng)濟社會的“功用價值”“效率認知”“成敗觀念”粗暴結(jié)合，與我們對于現(xiàn)代的想象和對幸福的追求邏輯性纏繞，進而形成一種“青春文化”。伴隨著農(nóng)耕文明的消失，在個人奮斗、法律家庭、超級城市、青春潮流和日日夜夜商業(yè)的狂歡下，愚公移山，父父子子的圖景消失，大家庭最終也在城市化，在人口、生育政策中瓦解。養(yǎng)兒防老，多子多福隨之也逐漸在文化和觀念上失效。當生命不再盛年，當人“沒用”，當起居不能自理時，我們怎么辦?
五十年代末，國家集中建設(shè)了一批“敬老院”，“五保”照顧“鰥寡孤獨”(實行保吃、保穿、保燒、保醫(yī)、保葬)(兒童保教)。對“敬老院”的記憶、理解和想象不僅潛在地影響了新世紀以來人們對于“養(yǎng)老院”的“孤兒”情感認知，它還深層次地參與了整個社會對于現(xiàn)行“養(yǎng)老院”“養(yǎng)老”“臨終關(guān)懷”等問題的想象和行動。關(guān)心養(yǎng)老院的建制、發(fā)展和現(xiàn)狀，此時早已不止于“五保”的社會道義承擔，而是關(guān)心我們終將要面對的晚年時光。“人文主義”被認為是20世紀現(xiàn)代家國想象中根本性的眼光，想象人，認識人，理解人，培養(yǎng)新人——修白在養(yǎng)老院的“觀察”以悲情的筆觸挑戰(zhàn)我們對“人”的理解，描述、感慨、提問又哭泣，在具體的道德、恩怨之中，駐足人、人性、人道，從生命之痛處，再次撐起啟蒙之光，是對“五四”新文學啟蒙傳統(tǒng)的延續(xù)。
“我這個不懂醫(yī)學的人，每一個決定都關(guān)系到父親的疼痛。而我是如此地不懂死亡，不懂什么叫臨終。”《天年》的“看見”“思考”“呼吁”來自于作者的“私人情感”，她在對父親“最終的送別”中，書寫生命本身的莊嚴和人應(yīng)該有的肅穆，在一聲聲最后的“懺悔”中倔強地守護著我們對于“人性”，對于“善”的信仰。這也是一本復雜的女兒書，女兒是《天年》的視角、情感、聲音和結(jié)構(gòu)線索。她一再求索如何攙扶父親，護送他體面、圓滿、盡少痛苦地終了。當意識到血緣親情不足以支撐這種守護和送別時，她以“生命”的尊嚴同情、悲憫那些臨終的老人，以愛為燈，點亮那“回老家”時黑暗的路，送他們一程。在這些向死的敘說中，她怒氣沖沖，如修行般沖著死亡叩問作為女兒、女子的不公、不幸。
像修白這樣一位善于“虛構(gòu)”的寫作者，為何“非虛構(gòu)”?她說：“這些死去的老人，他們臨終的生命消失，卻在我的生命中殘喘。我把這些殘喘吐納出來，變成文字。把他們聚合在這里，重現(xiàn)昨日的場景。探究他們的幸福與不幸的根源。”(《〈天年〉創(chuàng)作談》)
閱讀這本“非虛構(gòu)”的感受，像歷經(jīng)一部長篇小說之后，幕布閉合，只見作家走了進來，吸一口氣，舉目四座，跟我們聊她的寫作，一篇創(chuàng)作“后記”。“非虛構(gòu)”是對“虛構(gòu)”行為肯定之后的否認，它不是報告文學、散文抑或新聞寫作的變種，而是出自于虛構(gòu)本身，是對虛構(gòu)的和盤托出，是無所戒備的訴說。從“虛構(gòu)”到“非虛構(gòu)”，從“想象”到“看見”，從美學到肉身，從“藝術(shù)”到“宗教”，修白在《天年》中的“非虛構(gòu)”寫作是此時的生命呼喊求助于文學，力圖以字句的方式，把光引向光的背面，叫人們看見人們所沒有看見的角落和時間。“看見”以天理公道為本心，打量世道人心，它本身就是一種守護，既無力又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