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仕民先生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佛印禪師》，以北宋時期的文學家、學者蘇軾與佛印禪師的友誼為情節(jié)框架，融歷史變遷中的人性美、語言美為一體，突出了“仁”“善”“愛”之人性，看似永恒卻難以從細節(jié)落筆的主題。閱讀全書后，可以明確地感受到這是一部以審視中華文明的目光回看歷史，以把脈文化發(fā)展的目光望向未來的氣貫長虹之作。
一、人性美為生命撐開巨大彈性空間
小說作品的人性高度對所有因素具有統(tǒng)領作用，作品在語言、結構、故事的情景下，人性的描寫與開掘，是一部作品能否流傳永久的關鍵。這部作品語言優(yōu)美，結構嚴謹，故事曲折唯美，而緊扣人性美極致追求這一主線，進行一系列故事情節(jié)鋪排和眾多人物形象塑造，在主題思想和審美價值上達到了較高的高度。
善，唯“忘我”才可達到極致
在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行善是指在民眾遭遇苦難、災難時施以援手。但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常?？吹阶龃壬?、倡公益的人，或以此施沽名釣譽之計，或以此掩蓋私欲，得功名之心。讓社會大眾對所謂的善舉疑竇叢生，揣測行善者是否有不可告人的他圖。這部作品從對現(xiàn)實反思的角度，在創(chuàng)作中將佛印的行善拿到真、純、無我的層面進行描繪，烘托出仁者致善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
臘月初八是寺院的施粥日，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施臘八粥”的日子。逢上時歲不順的年份，水災旱災相連，僧人們自己種的糧食還不到十月的時候就都被饑民搶食，有僧人問住持佛印當日是否施粥，他語氣平緩卻是很肯定地說，“施粥一如往年”。 消息傳出后附近百姓聞風而至，怎奈人眾粥少，桶干粥盡，尚未得粥的眾多饑民依然不肯離去，他決定將寺里僅存的一點糧食全部拿出來繼續(xù)熬煮，施濟饑民，直到米倉見底，寺里已無法生火舉炊。這時僧人們何以為生?佛印朝眾僧看了一眼說，“無信眾則無僧人，無信眾則無寺院。故為了饑民，雖米罄挨餓，亦當無怨無悔。” 他朗聲告知眾僧：“游走乞食，系寺僧傳統(tǒng)。從今日始，可輪流外出乞食。” 這時的佛印一身灰袍，手捧僧缽，肩上挎一個青布包袱，外出化緣而去。
當佛印的雙腳剛跨出寺門，一眼瞥見寺門前的臺階上放著一個又大又舊的竹籃子，從竹籃子里還傳來微弱的啼哭聲。近前一看，是個出生不久的嬰兒。這可如何是好?佛印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一條鮮活的生命可憐地逝去，但是寺院又怎么能撫養(yǎng)一個嬰兒。有人提議將女嬰送至縣衙，可縣衙正忙于賑災和應對饑民，恐怕無人撫養(yǎng)。佛印果斷地抱起嬰兒，一口氣走了20多里地，將嬰兒送到了尼姑庵，使這個幼小的生命得以活下來。
作者在這里通過主人公佛印的行為，樹起了一切為了民眾的理想化人生目標。正所謂無欲則剛，剛而忘我，忘我者仁愛致極。這種服務于民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作者潛心創(chuàng)作，賦文學藝術以重大命題的良苦用心。
仁，寬容與心靈救贖并重
人性美是指人本真、向善的行為所產生的美感。小說主人公佛印采用寬容、寬恕及心靈救贖的三段式方法，引導有惡念者在人生的轉折點上向正祛邪，使人性得以回歸。
這部作品中的“大反派”樊雄殺人無數(shù)，“刀下之血可以漿衣，蒙難受害者之淚可以漂杵”，在其因違法亂紀削職為民后，經(jīng)常夢到無辜者“手執(zhí)利刃將我追殺，每每讓我在惶恐中驚醒。以至每日躺倒床榻后，都是心驚肉跳，無法安寢”。樊雄在經(jīng)受精神折磨無以自拔時找到佛印，乞求禪師為其指點迷津。佛印對樊雄的惡行和劣跡多有了解，曾與妻弟合謀陷害佛印的好友松風，使其家破人亡。面對這個惡人的乞求，佛印沉默不語，“樊雄流淚喊道：‘禪師，難道在下已不可救贖?’然后又絕望地自言自語：‘看來，在下只能自作了斷，以免活活受罪，亦是自我救贖。這樣活著，真是生不如死也。” “佛印看著眼前這可憐萬狀的昔時武將，又覺得他已有了懺悔之念，便緩緩地說：‘放下屠刀，可成佛也。’”勸其洗心革面，正心歸善，不生惡念，不做惡行，并促其對惡行做深度懺悔，以求善終。此前，佛印曾對他進行勸戒，但是此人并不以為然，這次終于幡然醒悟，心魔得以解脫。
救贖行為欲做惡者的心靈，首先要有寬容之心，不計較個人恩怨。莎士比亞說，“寬容就像天上的細雨滋潤著大地。它賜福于寬容的人，也賜福于被寬容的人。”寬容是救贖者的美德，被寬容是被救贖者洗心革面的良機。在救贖與被救贖的過程中，人性的光芒會將更多灰暗的心靈照亮。
佛印的師兄了空是個私心很重的人，曾設圈套加害于佛印。多年以后了空違犯寺規(guī)，故伎重演陷害他人，被任方丈的日用禪師“責打二十棍，并逐出寶積寺”。了空變成了一個游走四方的托缽僧。但是，日用禪師沒有發(fā)給他寶積寺的戒牒。“為僧者，當有度牒和戒牒兩種文書。度牒乃國家相關機關核發(fā)，作為俗子已入寺為僧的證明；戒牒則由佛教寺院發(fā)給，作為僧人業(yè)已受戒和修行于某寺的憑證，也是可以到其他寺院掛單的依據(jù)。若沒有寺院的戒牒，僧人便難以到其他寺里掛單，并且被官方知曉后，將會受到處罰。”所謂的“掛單”就是暫住的意思，“戒牒”類似于現(xiàn)在的身份證。
當幾乎走投無路的了空來到佛印任方丈的真如寺，想謀取一張戒牒時，佛印說：“理由正，可；理由不正，則不可。寺門規(guī)矩不可破也。”這時的了空“真是到了投寺無門、出行無路的地步了”，由于他厭惡勞動，又年歲不小，若還俗且無力自養(yǎng)。當他的無理要求被佛印拒絕后，他走出寺院跳入放生池中。“佛印見狀，連喊救人。近旁的僧人、信眾紛紛進到放生池，撈救了空。”佛印勸道，“只要師兄守志立意，去心魔而存佛法，遠邪道而走正路，絕不為晚，也一定可期。”佛印的話，如同在了空昏暗的心中透進一抹光亮，使他有所醒悟。經(jīng)佛印的再三開導，他決定“自即日起，師兄我將效仿師弟，力排私欲雜念，痛改舊惡，潛心修行，決不中途而廢”。佛印隨即寫信給歸宗寺方丈，示以誠信，望其收留了空。“第二日天剛破曉，他便向歸宗寺方向走去，剛出真如寺山門，遂將腳下芒鞋收起，赤腳行走，為的是表示自省自罰、再走新路之心。結果是，走得五個腳趾俱破，每走一步都疼痛難忍，幾乎步步留下血印。待到歸宗寺時，雙腳血跡、塵土、泥垢結為一體，其狀其色，如剛挖出土的紅薯一般。他被歸宗寺方丈留了下來。果真脫胎換骨，恪守戒律，苦學經(jīng)文，定心修持。”后來，了空還成了一個寺院的方丈。
了空已經(jīng)入寺修行多年，方丈、禪師對他的劣行多有勸戒，為什么他唯獨能接受佛印的勸戒。那就是因為佛印對他的加害行為持有寬容之心，以德感化他，以理教導他，“開誠心，布大度”，使他慚悔之意油然而生，并決定痛改前非。作者通過佛印與了空關系的演繹和解讀，驗證了“寬容引起的道德震動比懲罰更強烈”這個道理。
愛，重在純真與感恩
《佛印禪師》這部作品的情感線分為三個向度，一是佛印與蘇軾的友誼，二是佛印與貧家女寒蕓的恩情，三是佛印與同學松風的發(fā)小情。這三條線回環(huán)往復將人性中的情感美和倫理道德揭示得入木三分，足見作者對人世間情感交往方式、禪修所提倡的極致之道有著深入的研究和體悟。
佛印與蘇軾的交往真正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這與現(xiàn)實社會中凡事必以金錢和貴重之物作為感情橋梁互通情誼的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蘇軾送給佛印的禮物是精心挑選的石子，佛印將每枚石子刻上兩個字，聯(lián)起來成為一首詩，以這樣的方式表達他與蘇軾心神相通。兩人相識時便心生拉對方“入伍”之意，蘇軾想讓佛印還俗，佛印想讓蘇軾皈依，兩人詩來信往皆力勸對方，最后以一場棋局博弈定勝負，本來應以佛印贏了蘇軾落局，結果意外成了和棋，使他們各自堅守一處。后來，在佛印得知蘇軾“四個月官職四降”，貶謫地“連換五次”時，已經(jīng)年老體衰的佛印前往嶺南惠州探望，終因身患重疾在途中咳血倒地，被同行者背回寺院。作品中這份超越了世俗之念的友誼，源自歷史上蘇軾與佛印交往的故事，但是經(jīng)過吳仕民先生運用小說創(chuàng)作方法的精心描繪，產生非常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令人向往純粹而不染纖塵的友誼，感知理想化的精神歸宿之美。
一部長篇小說作品必然要有男性與女性之間相糾纏的故事。通常用可輕松駕馭的愛情故事呈現(xiàn)，但是佛印是一位嚴守戒律的禪師，怎樣處理他與女性的關系就成了一個難題。作者以篤學佛教知識的心智，找到了十分巧妙的切入點，以恩情這個超越愛情的情感方式結構了佛印與貧家女子寒蕓的故事。在身為樊家老夫人侍女的寒蕓，要被其兒子樊雄強行納妾偷著出逃時，因走投無路向佛印求救，以慈悲為懷的佛印給商人朋友疾書信函，讓寒蕓帶上去尋找求生之路。寒蕓不僅得以逃出魔掌，還被商人認作干女兒嫁入富豪之家。在佛印修寺為籌款犯難時，寒蕓出巨資相助；在佛印病重時，這個重情重義的女子表明如能使佛印健康長壽，她愿盡捐家產皈依佛門，做一切可能之事報答佛印。救命之恩重于山，“感恩”之心勝于“感愛”，在作者惟妙惟肖的講述中，樹起了男女關系純潔、神圣的一座豐碑。郁達夫曾說：“沒有情感的理智，是無光彩的金塊，而無理智的情感，是無鞍鐙的野馬。”情感與理智之間可騰挪的空間非常有限，佛印與寒蕓之間的所作所為猶如夾縫中開出的鮮花，美艷而令人神往。
佛印出家時把母親托付給發(fā)小松風照料，他信守承諾，為佛印的母親養(yǎng)老送終。松風經(jīng)商被貪官所害被迫出家后，成為佛印與蘇軾的“信使”，共同演繹了禪師、道人、文學家和藝術家妙趣橫生的故事。佛印臨終前仍然對松風念念不忘，想見上最后一面。但是，當松風日夜兼程趕來時，佛印已經(jīng)在畫家李公麟為其畫像定格時圓寂。松風帶來蘇軾在海南專為佛印配制的藥物，“當他看到眼前的一切，不由得‘啊’地驚叫了一聲，手中的藥包‘咚’的一聲掉在了地上，藥物散落一地”。作者這樣處理二人的結局，所產生的悲愴美重重地撞擊讀者的心扉，激發(fā)珍視友誼、肝膽相照的人文情懷。
二、小說語言特點簡析
《佛印禪師》這部作品語言特點在兩個方面尤為突出，一是運用半文言文敘述方法，體現(xiàn)令人耳目一新的語言魅力，另一個則是在情景描繪方面重點突出空靈之美。
“半文言文”彰顯獨特魅力
運用白話文進行書面表達已經(jīng)有百余年歷史，人們也已經(jīng)習慣這種直白表達所形成的信息傳遞的直接性，使閱讀時的心靈對接更及時、準確、便捷。但是，如果針對唐宋元明清幾個朝代以及更久遠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進行分析，文言文所具有的概括性及濃縮精到的表達效果，比之白話文具有更強的美感彈性，這也是使那些作品廣為流傳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僅從語言魅力的角度而言，白話文(特別是口語文)在內涵的豐富性上遠遜于文言文。這使文言文、半文言文形成的歷史文化特色不僅不能忽視，亦應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文學作品語言的“一字千金”，所指的就是文字所涵概的思想深度和美學意義的厚重。吳仕民先生采用半文言文創(chuàng)作《佛印禪師》這部長篇小說，可視為漢語言小說創(chuàng)作逆襲式的大膽嘗試，筆者在閱讀時能夠清晰地感受到文字可拉伸、可延展、可穿越的獨特魅力。這種半文言文的嘗試不僅使作品卓而不群，而且對小說創(chuàng)作語言運用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新路徑。
主人公佛印在入寺為僧前，專程向自己的老師辭行，老師對這位得意門生說出這樣一句話，“為僧為儒，尚仁尚善”，若干年后當佛印得知青年人常福僅為“還愿”入寺為僧，并無修行的本意時，身為方丈的佛印勸其還俗，并告誡他說，“無論在寺在家，都當尚善為善”。“仁”與“善”兩個字濃縮了中國的歷史文化，社會的變遷、文化的發(fā)展都依此二字向前演進。用這兩個字“造句”誨人，不僅簡潔有力，也突出了作品主題思想。
“美是圣哲的宗教”，半文言文的表述使小說具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的不明可見不透可感的美妙之色。這就把一個新命題推到了作家和學者面前，是否有必要審視當代小說語言的散淡式、隨意性、口語化對漢語形成的一定程度的“誤傷”?這是一個更具語言學意義的命題，值得更多的語言學家和作家進行深入的研究、探索和實踐。
表現(xiàn)禪境的空靈之美
該小說語言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突出禪境的空靈美。在描寫佛印禪修時的這段文字尤其讓人印象深刻：“眼前沒有任何物影，耳邊沒有任何聲響，最真實的存在是空無，最響亮的聲音是沉寂。他的意念如天空的流云，海上的涌浪，沒有任何阻礙，更為暢達地直透佛理的深處，對因緣、善惡、生死似乎看得更為清晰，悟得更為透徹，這是其他參禪形式無法獲得的境界和感知。”這段話以空靈賦彩，以空曠達智。體現(xiàn)了心靈境界的高渺、對凡塵俗念的超越，更體現(xiàn)了作者對人性高度的極致追求。
小說結尾處，畫家李公麟給佛印送來了蘇軾的兩封信，佛印馬上寫了回信，就在李公麟準備動身辭行時，佛印勸其留下來，說：“龍眠，你我當初在一漲水的河邊見面時，曾經(jīng)有約，請龍眠為山僧畫像一張。想不到我們在這寶積寺又見面了，果有因緣。”李公麟明白了佛印的話意，便取出隨身攜帶的紙筆為佛印畫像。“佛印猶如平日誦經(jīng)，又如坐禪參悟，一副心定氣閑之態(tài)，但任李公麟時而目光注視，時而筆落畫箋。畫著畫著，佛印隱隱覺得，自己的靈魂像一縷青煙，沖出了軀體，升騰到空中，跨越關山，巡游大海，飄飄忽忽地到了海南……李公麟對自己的畫作很是滿意，停下筆對佛印說：‘禪師，畫已就。’但佛印并無反應，畫家又說了一遍，依然毫無反應，他的表情已永遠定格在了笑意之中。李公麟明白了，這位傳奇式的大師已跨鶴西去。”這段描寫通過表述生死齊一、天人融合的觀念，讓讀者在有限的文字之外，通過想象和聯(lián)想幻化自身的感知和認知，用二度創(chuàng)作延展不受時空所限的藝術美感，激發(fā)對現(xiàn)實生活的思考。
儒釋道是歷經(jīng)歲月考驗、生命力日益強盛的傳統(tǒng)文化載體。作品中佛印、蘇軾、松風為三者具象化且有代表性的形象，他們的命運起伏和感人至深的情義，女子寒蕓和畫家李公麟配角意味的點彩，以及詩書畫三藝的玄妙呈現(xiàn)，鑄就了這部具有心靈重量、道德向度的長篇力作。筆者在敬佩作家吳仕民先生文學功力高深的同時，向廣大讀者推薦這部凝蕓冰瀾、精義入神的作品，正所謂“佳作共欣賞，獲益必豐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