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地理上的商洛和棣花鎮(zhèn)，賈平凹的寫作更見從容?！渡奖尽返臄⑹逻€是如此密集，但明顯多了不少閑筆，顯得精微而繁茂。秦嶺雄渾，寫秦嶺的《山本》自然也要寫得大而廣，既要依托于大的歷史背景，也要寫好生活的細節(jié)和末梢。這是一種寫作心態(tài)上的變化。
小說里麻縣長這個角色的設(shè)置就意味深長。這個安分的人，在各種勢力的角逐中，施展不了自己的抱負，于是，他品茗，結(jié)識花草，為秦嶺寫風(fēng)物志。“他差不多記錄了八百種草和三百種木，甚至還學(xué)著繪下這些草木的形狀。近些日子，他知道了秋季紅葉類的有槭樹、黃櫨、烏柏、紅瑞木、郁李、地錦，黃葉類的有銀杏、無患子、欒樹、馬褂木……知道了曼陀羅，如果是笑著采了它的花釀酒，喝了酒會手舞足蹈。知道了天鵝花真的開花是像天鵝形，金魚草開花真的像小金魚。”這種旁逸斜出式的文人旨趣，不僅使地理意義上的秦嶺變得豐贍、茂盛，也有效舒緩了小說的節(jié)奏。
作家出版社·《山本》
也許，賈平凹無意寫什么百科全書式的小說，但《山本》在物象、風(fēng)情的描寫上，確實是花了心力，小說的敘事也就不再是單線條地沿著故事往前推進，而是常常駐足流連、左盼右顧。這種曲折和多姿，昭示出了作者的寫作耐心，也是《山本》在敘事上的新意所在。
作家出版社 《山本》
秦嶺并不僅僅是《山本》的背景，它就是小說的主角。要寫真正的秦嶺志，秦嶺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就都是角色，它們才是秦嶺的肌理和血肉；而生活于山里的人，反而是過往云煙，他們或強悍或懦弱，或善良或兇殘，或智慧或奸詐，終究本于塵土而又歸于塵土。小說的最后寫道，“這是有多少炮彈啊，全都要打到渦鎮(zhèn)，渦鎮(zhèn)成一堆塵土了!”陳先生說，“一堆塵土也就是秦嶺上的一堆塵土么”。這就是“提攜了黃河長江，統(tǒng)領(lǐng)著北方南方”的秦嶺，中國最偉大的山。它無聲地接納著一切，包容著一切，它撫平人心的溝壑、歷史的褶皺，當(dāng)春天來臨，又是百花盛開，太陽照常升起，萬物生生不息。秦嶺是一切生命的舞臺，也是上帝般的觀察者，人與物的榮辱興衰，盡在它的眼底。
《山本》寫出了一座大山的肅穆、莊嚴(yán)與敬畏，所謂悲憫，正是由此而來。
山本》多是寫小人物的群像，重在以小民的生活史來考辨歷史的事功與情義。但比之以前的小說，《山本》還塑造了井宗秀這樣的亂世梟雄。井宗秀成長的故事，原本是一個英雄的故事，他堅忍、能干，不斷做大自己，夢想造福渦鎮(zhèn)，應(yīng)該說，他身上寄托著作者的某種理想，但權(quán)力、財富、美色使一個英雄失去了魂魄，人性失去了光彩，他終究成了另一個人。井宗秀崛起和墜落的過程，說出的正是人性的復(fù)雜和悲哀。陸菊人和井宗秀是有對照意味的。他們之間無關(guān)情愛，她是一個男人成長與衰敗的見證者，也是他的哀戚者。這個女人寬闊、平靜、智慧，承受著生活的重負毫無怨言，認(rèn)命但又不愿屈從于現(xiàn)實的安排。她是《山本》里的奇女子，一個光彩奪目的人物。對陸菊人的理想化，可以看作是賈平凹為中國文化、為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點亮了一盞小小的燈火。
這也是賈平凹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他寫這塊土地如何藏污納垢，寫歷史背后的罪與惡時，總是對人性懷有一種良善的企盼，對尋常巷陌的煙火氣有一份親近感，對小老百姓向往安寧生活的愿望感同身受。不管革命或戰(zhàn)爭如何侵?jǐn)_人心，惡與暴力如何摧毀美善，賈平凹的筆下總會有一兩個人物，他們不屈或高潔的精神如同燈火，在那些晦暗不明的歲月里閃爍，如《帶燈》里的帶燈，《古爐》里的蠶婆、善人，又如《山本》里除陸菊人以外的瞎眼郎中陳先生，還有那個廟里的地藏菩薩，他們都像是《山本》里寫到的那面銅鏡，照出歷史的榮光，也照出歷史的齷齪，照出人性的丑惡，也照出人性殘存的光亮。
作者看著這一切的發(fā)生，痛苦著，憐憫著，茫然，彷徨，有一種無所適從，但也不知該歸罪于誰，不知該審判誰。在《秦腔》里，他說，“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該贊頌現(xiàn)實還是詛咒現(xiàn)實，是為棣花街的父老鄉(xiāng)親慶幸還是為他們悲哀”，又說，“我沒有恨白雪，也沒有恨夏天義”——“不知道”和“沒有恨”，這種寫作倫理，可謂是饒恕一切、超越一切；《老生》里一面是山水，一面是人事，各自的脈絡(luò)清晰可見，而又渾然一體，追求海風(fēng)山骨的氣韻下也不避人性的兇險；《古爐》察看“文革”之火是怎樣在小山村點燃的，看人性如何裂變或堅守，敘事調(diào)子上是壓抑而哀涼的。
相比之下，《山本》在精神省思的力度上，是進了一步。看得出，《山本》對一種文化命運的思索、一個民族精神根底的理解，更為自覺而深切。所以，《山本》已不止于一種鄉(xiāng)村日常的描摹，散文式的敘叨，地方風(fēng)物的展現(xiàn)，而是追求在一個更寬闊的背景下揭示小鎮(zhèn)革命的紛紜變幻，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里面有歷史演義，亦有人性拷問，而關(guān)于中國人該魂歸何處的精神思辨，則透著一種過去不太有的文化氣象。作者在“后記”里說，“《山本》里雖然到處是槍聲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寫戰(zhàn)爭的書，只是我關(guān)注一個木頭一塊石頭，我就進入木頭和石頭中去了。”書寫一種精神的來與去，辨析歷史中的人過著怎樣的日子，有怎樣的靈魂質(zhì)地，這背后又蘊含著多大的悲愴和代價，這才是賈平凹寫作《山本》的真正用意。牟宗三說，一個有文化生命的民族，不顧其文化生命，是一種悲哀，但一個民族如果有其最原初的最根源的文化，而我們又不信，也無從信，則是另一種悲哀。
《山本》沒有掩藏這種悲哀，但它還告訴我們，在廢墟之上思索和相信，遠比空泛的悲哀更有意義。
